校园丨舒修：追忆复旦新闻系墙报“前哨”
老编的话：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。新三届大学生即77、78、79级通常被视为一个群体，聚集了“文革”十年被耽误的人才。新三届以平均6％的超低录取率，成为中国当代史上难以复制的一代。
他们有怎样的高考故事？他们的校园生活如何度过？本号特辟“卌年”和“校园”专题，征集新三届学子记录高考历程和大学生涯的文图稿件，共同分享新三届人永志不忘的那一段如歌岁月。
舒修，男，1968年-1978年，上海工人；1978年-1982年，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；1982年-1986年，《新民晚报》记者；1986年-1991年，《经济日报》记者；1991年-2008年“下海”。2008退休。
本文作者
“前哨”是由新闻系77级学长创办的一个墙报，才三张白报纸大，它贴在复旦大食堂前的一个坐西朝东的橱窗里。1979年由我们接手。记得那是一天下午，指导员龚向群在教室留住我，说77级想把“前哨”移交给我们班级，问我是否愿意接手，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龚老师建议再找一个合作者，我说就闻莲芳吧，她在《解放日报》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。
“前哨”——多好的刊名啊！那是1931年鲁迅、冯雪峰等人创刊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机关刊物的名字，鲁迅先生的名篇“纪念刘和珍君”就刊登在它的创刊号上。高校历来是社会思想动向的前哨，而复旦大学更是前哨中的前哨。我们要让“前哨”成为一扇了解外面世界的明亮窗户，成为一个探索各种新思想的百花园地，成为一个吹出复旦学子自己声音的号角。
中国女排夺冠后，同学们连夜赶办黑板报。
我们主办“前哨”是1979年到1980年，那是一个激烈震荡的年代，风云在橱窗里变幻，思想在白纸上交锋。“前哨”的方寸之地可开拓无限的空间，它发表通讯、访谈、消息，评论，还发表图片、诗歌，无论什么形式，它的内容都是探索、突破。
在《人民日报》还在争论是否允许包产到户之际，我们刊登农村来的同学写的暑假见闻，支持农村的改革；在张志新事迹见报后，我们写了“给张志新女儿的一封信”；在还很少有人知道什么是朦胧诗的时候，我们根据同学王晓望提供的手抄本诗集“今天”介绍了代表人物顾城、北岛、芒克等人；在中共中央宣布为钱伟长等“六大名教授”平反之前，我们披露了复旦大学右派分子的悲惨遭遇；在学校开除数学系学生（他偷窃同学的收音机和笔记本）并送劳动教养后，我们编发了来自劳改农场的专访，呼吁宽容对待失足者；还有对著名“右派”王蒙、当时的新秀作家张洁、剧作家沙叶新的采访。甚至黄锐、马德升、王克平等发起的“星星美展”的作品都出现在“前哨”的版面上，要知道那是在北京街心公园举办的西方表现主义风格的作品啊！
本文作者在阅览室。
几乎所有这些人、这些事、这些作品，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引起许多争论。但是，二十多年的时间证明，他们开风气之先的探索，他们对后来者的的启迪作用是无人能够否定的。这就是“前哨”！
“前哨”所做的最轰动的事情，就是举办了“复旦大学学生民意测验（调查）”，我们想这大概也是复旦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民意测验（调查）。虽然早在1824年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 (Harrisburg， Pennsylvania) 的一家地方报纸就进行过民意调查。但是，这在中国不但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，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我们当时的想法很简单，学校究竟办得怎么样，应该有学生的声音，和已有的学生意见表达渠道相比，民意调查是一个“噪音”最少，“墒”最小的方式。我们要在全校范围开展民意调查，是一个工作量极大的工程，从问卷设计、印刷、发放、收集，到统计、分析，耗时不少，费力很多，班级里许多同学，如杜图、祝建华、陈怀林、郑丽娟、李晓露、沈飞昊、凌键、王东红都参加了这个工作。
本文作者在校园。
问卷内容除了少数是重大的政治问题，绝大部分是针对学校工作的，包括对学校政治、外语、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、对图书馆、食堂、医院的意见、对学校许多规定、制度的意见。我们选择晚饭后在校图书馆和教室中发放问卷，这样问卷的覆盖面就宽，代表性就强。由于是当场填写，当场回收，而且不记名，因此，所发问卷几乎全部回收，效果非常理想。
发表统计结果的那一期“前哨”，通栏标题是特大红字“复旦大学首届学生民意测验揭晓”，版面右边是统计结果，版面左边是我们的分析文章。调查结果公布时，盛况空前，不仅仅墙报前挤满了人，还有不少同学在摘抄，甚至有同学找上门来索取空白的调查表。学校党委找我们去谈话，了解问卷设计经过，统计的情况，以及我们的分析意见。据说，以后学校许多次党政会议都提到了这次学生民意调查。我们用比较科学的方法表达了同学们的意见，比较地有说服力的，因此，也比较地能够引起重视的。
本文作者在校园。
“前哨”不仅高谈“国计”，也巧说“民生”，不能修齐，何以治平？有了“民意”，师出有名。我们把目标锁定在影响最大的食堂改革上。高校领导历来对食堂最感头疼，花精力最多，最辛苦，而学生意见却最大，许多学生闹事往往就是从食堂开始。那时复旦大学有三个食堂，从西向东按照自然数排列，第一食堂是教师专用，第二、三是学生用，每个系的学生在规定的食堂用餐，三个食堂饭菜票不能够通用的。“计划经济”管理之严密是现在所不可理解的。
民意调查后不久，学校就食堂问题召开一次座谈会，无非是食堂汇报情况，摊一大堆“苦经”，学校说已经补贴了许多，要求学生理解、配合。会议上我们提出，管理的关键是造成竞争，学校应该取消对学生就餐食堂限制，废止对老师和学生的隔离，复旦师生可以自主地在任何一个食堂就餐，以就餐量的竞争来评判三个食堂的优劣。这个在今天看来是1+1的事情，在当时却是一件大事，在反反复复研究之后，那个实行了多年的“分食制”终于取消了。实践结果可想而知。
当年，“前哨”在学校的影响是非常大的，每一期刊出，人头攒动，先睹为快，许多原来匆忙赶着吃饭的同学，拿着空碗设法往前面钻。由于“前哨”是不署名的，因此，外系的人都不知道是那个系办的，更不知道具体的编辑人员。在一次去黄山旅游，车上有许多复旦的学生，不知怎么议论学校事情时提到了“前哨”，同行的陈翰生向大家介绍说我就是“前哨”主编(其实不存在这样的头衔)，“哇”！全车一片惊叫，然后是掌声四起，弄得我怪不自在的。
同样，学校的领导也对“前哨”表现出高度的重视，许多重要的会议，除了团委、学生会、各社团头头，我们成了出席会议的唯一的体制外的代表。记得话剧“假如我是真的”内部演出后，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，争论大，传说多，学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召集会议作一些说明，他特地点名要“前哨”派人来参加会议。由此可见只有三张白报纸大小的“前哨”的影响之大。
“前哨”是一个没有任何背景，不受任何约束的，真正的独立“出版物”，从辅导员、班主任、新闻系领导一直到校领导，没有任何人对它作出任何限制，提出任何要求，它只受我们良知的指引，当然也为我们认识的所局限。我们自己决定一切，包括选题、组稿、写作、编辑，直至承担后果。记得一个批评稿引得学生服务站的工作人员泪水涟涟，学校后勤处领导居然找到我宿舍来。当然，文责自负，只得上门说明。我和闻莲芳两人一红一白唱双簧，直到说得那年纪已经不小的女管理员破涕为笑。出了6号楼的门，我们直奔食堂，一路大叫：加餐，加餐！
多年后回首往事，我们感到，当年以夏征农为书记的学校党委对“前哨”存在的认可，对“前哨”探索的宽容，对“前哨”意见的重视，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，学校党委是承担着一定的政治风险的。这也是复旦传统的一部分。
我们主办“前哨”仅一年，一共出了大约8期。以后就转交给79届了。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后来就没有办下去。
1982年毕业至今已经的23年了，日月忽淹，春秋代序，同窗共读的你我他，天各一方，人各有志。但是，每当同学们越洋聚首，夜话当年时，你会发现，心底珍藏着的，还是学生时代的精神：无穷的探索，无畏的突破，无邪的追求，无私的奉献，这也是那个年代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！
一个民族刚刚从“明眸皓齿今安在？血污游魂归不得”的噩梦中醒来，她的想法会比今天简单得多啊！
写于2005年
（本号获作者许可推送，照片由作者大学同班同学郑丽娟、陈小鹰提供，谨致谢忱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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